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共产主义，首先必须夺取政权，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前提。

韩国在2017年9月29日决定也禁止ICO。为了防止针对虚拟货币过于严格的监管，欧洲议会（EP）决定于2016年5月采取不干涉的方法，要求欧共体创建一个立法者专家工作组，致力于构建以专业知识为底层技术的数字货币，进一步研究和监控私人数字货币。

对此，本文拟从私人数字货币一级市场发行和二级市场交易的两个层面，剖析各国私人数字货币ICO和数字货币交易场所监管实践及其政策权衡。再次，在共识决策难以确定谁应对损害负责时，宜采用其他争端解决方式予以补足。（5）加密资产的长期投资者。巴塞尔委员会（BCBS）强调数字货币的高风险程度，正在推行一系列与加密资产有关的政策和监督举措，以提高金融稳定性。二、数字货币规制之全球格局：促进金融创新与防范金融风险之取舍 从全球来看，由于法定数字货币仍处在研究和探索之中，目前规制数字货币的大量实践主要体现在私人数字货币领域。

对于私人数字货币的持有和使用者而言，可以轻易地绕过严格监管的法域，到监管宽松的国家和地区开展ICO和形成交易所等活动，从而在过去几年间激励了全球数字货币的勃兴。如美国证券法将交易所和票据交换所平台界定为自律组织（SRO），要求自律组织向SEC登记，并由SEC监督自律组织的规则制定与执行。（二）国家治理中的系统—协调思维 国家治理不是局部治理或某一层面的治理，而是全域（方位）治理、全时性治理和主体普适性治理。

这意味着扮演政治职能（平等）和扮演经济职能（效率）的政府，像公民、法人、社会团体等市场主体一样，随时要进行利害权衡。因此，它更具有广延性。其三，随着现代技术的高度发达，权力对重大技术、信息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的聚集性和垄断性，使得权力控制社会的范围、手段和能力也大为增强。其四，国际事务的增长。

我国当下的国家治理，连接过去、注重当下、开拓未来，因此，就不能不正视传统、当下和理想。在一定意义上，现代社会对权力的需要，丝毫不比古代社会来得差。

第一，自治，法律感及初阶法治思维生成的第一场域。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可见，对无可避免地生活在法律秩序（法制或法治）中的公民而言，法律感无论如何，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多数人百姓日用而不知罢了。（二）国家治理中的法律感——初阶法治思维 既然人们法律感——初阶法治思维的形成，主要不是官家建构性培养的结果，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因为切身的需要而自发地形成的。

国家治理只有遵循法治的路数，在法治思维引领下迈向人们日常生活和交往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其治理效果的基本标准。因此，法律感的培养，基本的切入点是要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依循法律规则的内容而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种假象的认知并未准确判断权力规定和运作的社会事实。庞德的法社会学强调如何使得法律秩序满足人们的需要，正是这种思维方式。

那样，不但无法增益于国家的稳定、社会的繁荣以及文明的进步，反而给人民日常生活和交往、给政府日常运作和管理埋下隐患。尽管该结论是说社会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但也完全适用于社会和法律感以及初阶法治思维之间的关系。

所谓可诉讼，是指社会关系一旦出现冲突或破损，能通过司法获得法律之救济。正如希梅尔指出：自由主义者以巨大的代价了解到这样的教训，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

事实上，主体间性提供了一种主体性的同一性和普遍性，提供了人们不是在静态个体视角看待主体性，而是在动态实践视角看待主体性的立场。所以，作为大众思维的法治思维更多是一种意识、观念，而作为职业思维的法律思维则是法律职业者日常工作所必须掌握的技巧和本领。这些社会事实，如文字化的法律规范文本，组织化的自然人（往往被结构在组织中）、法人、社会团体、国家机构，公民与法人在交往中争取权利义务的行为，对法律运行是否合乎实体、合乎程序以及悖反实体和程序时的积极处置（矫正）和消极处置（反思为什么）等，都是客观的社会—制度事实。简单地说，思维是客观世界（事实）投射到主观世界（人脑）后的反应和加工。这是因为：其一，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越来越陌生人化，这使得熟人间靠传统亲情伦理、宗族规范、社会习俗以及自我道德这些具有明显内部性的自约束机制大为松弛，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外约束机制——法律。二、初阶法治思维与国家治理 如前所述，初阶法治思维乃是法治思维的形式（直觉）阶段，是一种有关法治的感性思维、直觉思维和情感思维，其核心是人们的法律感，是所有思维正常、行为能力健全、且生活在一定法律秩序中的人，都会具有的思维。

只有明确职责，才能确保职权。第三，法治思维是治理思维，法律思维是裁判思维。

可以认为，法治思维就是作为客观事实的法治实践在人们主观世界（人脑）中的投射，以及人脑对这种投射的继续加工。2.在人与人的关系（群己关系）中，人自治地、自主地、自由地存在，并同样自治、自主和自由地决定与他人的交往或不交往，以及与他人如何交往。

而法律思维是司法思维。但如果不按照法治思维安排国家治理，那么，现代国家治理就只能变成某种强有力的前现代式管理，而不是根据法律规定和法治思维调整、安排的现代国家治理。

前者是治理思维，后者是裁判思维。尽管因为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段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以及事实表现等差异，在面对相同的事实时，决策和处理的结果会有细微差别。在此基础上，法律和法治的可接受在形式上体现为其规范和治理的体系性、协调性与公开性。尽管言之不虚，但只是现象描述，并未直入规范鹄的。

无论主动的权力介入，还是被动的（应请求）的权力出面······都须有法律上的依据，或者至少可以借助法律，以推定相关行为有依据。事实上，不止是在立法和司法工作中，法治主导的国家治理，举凡立法、司法、行政活动，社团、村寨、社区、企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社会主体之间的契约化交往以及国家间的交往等，都是在规范这一逻辑大前提下展开的事业。

《礼记》所说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情形，正是此种神治思维的典型写照。从整体上而言，法治思维可以归入社会思维，属于社会思维学的范畴。

昔日导致皇权不下县的那些客观原因，如今因技术手段的飞速进步，已经被完全克服。在政治领域是民主政治，因为众口难调的民治意见和统一决策的行动方案，必须通过统一的规则来协调和保障。

尽管思维具有主观性和多元性，但思维同时也具有规定性，从而有规律可循。在价值取向上，两种思维都取向于以法律为最高的、至上的准则，规范和处理所有社会公共交往，从而一断于法地建立自由秩序，故它们都反对游谈无根的神治，基础不牢的人治和权力恣肆的权治。在法治社会，尽管要求人人有法治思维，但这不意味着要求人人所拥有的法治思维都能达到职业思维的水平。其三，法治思维可二分为经由投射的感知和在感知基础上的有意识的思维加工。

可见，外部系统性是法律规范内部系统性的实践形式，是法律规范系统性的检验机制，是由法律进而法治的现实表现，从而也是国家治理的现实内容。当然，这不是说法律规范能为国家治理者提供一台无需多加思考就可售货的自动售货机：治理者只需要输入法条这一货币，就会必然买到治理方案和治理结果这种商品。

也无论是公民个人和其他私主体的自治行为，还是主体之间的契约互助行为，都要于法有据，都要被纳入法律及其秩序的名下。神治所呈现的治理思维便是对神灵的绝对的、不容置疑的非理性信任。

我们的古人特别强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无论立法者多么大智大慧、全知全能，在面对广袤无垠、纷乱无绪、深邃无终的空间、事实和时间时，不可能包办规范内部的毫无瑕疵，更不能确保命名（规范）与客观世界的准确对位。